伏以比涓刚日，恭致严禋，昭五室之祲容，辑两朝之灵贶。礼有登配，神所顾歆。爰殚孝享，式举累朝之典，不敢不告。

伏以于皇祖宗，肇有四海，陟配上帝，百年于兹。眇然冲人，嗣主兹祭，报以崇极，旧章敢忘？谨以制币牺齐粢盛，肃恭明荐，侑神作主。尚飨。

臣待罪经幄一年有半，以进读《三朝宝训》，得侍清光。未及终帙，今以衰病之人蒙恩放还乡井。有所欲言，敢尽布之。窃以《宝训》为书，皆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三圣之格言也。坦然明白，不待有所发明而后见，况臣浅陋，尤为无所知识。盖尝妄论，以为书之所载为卷三十，为目八十有八，而其衿喉管辖特在于政体、听断与夫孝德、仁慈、谦俭五者而已。敬之以鉴戒，辅之以谏诤，以是而睦族，以是而体群臣，则于人无不顺；以是而受符瑞，以是而崇祀典，则于事无不敬。总而括之，必至于庶绩咸熙而万世永赖，皆自五者之所发也。推所从来，则五者之所本，又皆自好学始也。臣读《宝训》至太祖皇帝谓宰相曰：「欲治之君，必能正身，自致于无过之地。夙夜畏慄，防非窒欲，深慕古人以德化人之义」。此太祖皇帝之圣学也。太宗皇帝谓宰相曰：「朕每读书，见古来帝王多自尊大，深拱严凝，谁敢犯颜言事？若不降情接纳，乃是自蔽聪明。或喜赏怒刑，岂能归天下之心哉」？此太宗皇帝之圣学也。真宗皇帝谓近臣曰：「朕乐闻朝政阙失，以警朕心。然臣寮奏章多以苛细为利，不知国家政事自有大体，使其不严而治，不肃而成，斯为善理。岂可惨虐刻下，邀为己功，使之临民，徒伤和气」。此真宗皇帝之圣学也。由圣学而广之，则凡见于政体，见于听断，孝德以事亲，仁慈以恤下，谦俭以处己，而况节目之下，于此者可以类言矣。今陛下躬儒素之行，考帝王之业，频御讲筵，古所未有；增置讲官，旧所未见。圣学之高明，夫人能言之矣。臣窃以为人主之学，将以见于治功也。有太祖之学，故建隆、开宝创业之治，度越汉唐；有太宗、真宗之学，故太平、淳化与夫咸平、景德守文之治，比伦成康。今临政愿治，虽未应报政，然而求言虽切，而下情犹未通；爱民虽勤，而横歛犹未革。真赃不除，则鼠窃者无所畏；贞清不用，则小廉者无所劝。在陛下审问慎思，明辨而力行之，则圣学有所底止矣。不然而切切于简册之间，谆谆于播告之际，尊儒重道而士不得行其志，布德施惠而民不得受其利，祖宗创业守分之懿，本不如此。此则进读《宝训》之大旨，非执经强聒之比也。惟陛下留神，取进止。

臣闻边境盗贼之患，自古所不能无，惟在处置得宜，然后不能为患。所谓处置得宜，其略有五：一曰守道，二曰固本，三曰通财，四曰稽众，五曰爱民。至于择将练兵，事之重者也，臣犹以为次也。所谓守道者，用兵之道必须先论曲直。当丙子、丁丑间，饥民闯边者动以万数。朝廷恐惹边衅，抑之不纳。其后边臣贪功，慕箪食壶浆之名，延纳入境。致使重兵在戍，十年不撤，蠹国害民，莫甚于此。已往之事不复归咎矣，今当明正好恶，守攻守之议，广立规模，为长久之计，不冒昧而进，不蓄缩而退，不以一胜而举手相庆，不以一败而唶舌相视，然后可以言道也。所谓固本者，营垒布列，莫先重内，古人处置固自有体。重兵皆在江内，而三衙尤多胜兵。中兴百年，恃此以不恐。其后马司徙置江上，而建康镇江诸军皆在江北，人心易摇，奸宄易生，设有缓急，不能自立。为今之计，莫若使殿步之兵重于江上，江上之兵重于真扬，真扬之兵重于楚海。聚兵于内，守以大将，有时应敌，可以调发，应敌之后，复归本营。外虽有警，中实安堵，此所以为本强也。所谓通财者，臣固知治国之道不可以无财，有用之财不可以妄用。若必以吝财为政，则军事沦于浅陋矣。当开禧未用兵以前，诸军皆有回易，以至邸店酒息皆有宽剩，其不肖者固掩为己有，而其贤者犹得以激赏其军也。及乎出戍数多，调发不时，诸军在寨，所馀无几。营运日削，无所取办，而独于互送之礼，买工之弊，不肯少损。盛寒出战，无望斗酒，衣不蔽体，日食尚阙。望敌惊奔，势实使然。士大夫但见乾道、淳熙间诸军富足，将谓今日事体尚未改旧。不知开禧以后大相辽绝，今若改弦更张，必须选择朝臣，徐访诸军利害，供其乏困，削其烦苛。若军用不足，则又损金帛以与之，一时区处未免浪费，比之丧师辱国，孰大孰小？此所谓通财也。所谓稽众者，用兵之道，临机虽贵密谋，而起事要须兼听。汉高祖欲复六国，则郦食其、张良各献其计。武帝诱致匈奴，则王恢、韩安国各逞其辩。用张良之策而汉强，用王恢之策而汉败，此其验也。比岁边事不常，而庙论过于严密，道路妄传，易以惑众。浮言胥动，固不足恤。其实意向不决，未易举事；咨诹不广，难以至当。《洪范》稽疑，谋及卿士；《大雅》先民，询于刍荛。今若采之众论，使之各尽其长，朝廷选而用之，不问卑贱。千虑之愚，容有一得。异时选择边帅，亦将于此而得之，此所谓稽众也。所谓爱民者，自古未有不爱民而可以立国也。今陛下每对群臣，日以爱民为念，大臣圜座日以爱民为政，御史谏官奏疏论事日以爱民为说，而州县田里之间实未有爱民之效。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，则贪吏之害未去也。朝廷立交承钱物之数，本至公也，彼则以增羡为名而掩入私室。朝廷付守臣节制之权，本良策也，彼则以私役为常，而胁以威令。藉义兵以备缓急，本善计也，彼则拘之城郭而失其生业。耕营田以实储蓄，本古道也，彼则强之乡夫而夺其农事。边陲之民怨声盈耳，卒有缓急，将何所恃？必须惩其一二，明示播告，使之改行率德，庶几百姓安业，此所谓爱民也。有此五者而后可以为国，如其不然，臣窃忧之。至于择将臣，不敢易言之也。以今之将为皆不可用耶，则将以何人而易之？以今之将为必可用耶，则又不敢以为然也。夫使守道之策行，固本之议定，通财之说明，则识事者必应时而起；稽众之计广，爱民之政举，则好事者必举贤而进，可以类求，可以意使矣。若夫练兵，则又为将之事，非朝廷之所忧也。臣受国厚恩，无所补报，倾倒所学，不过如此。惟陛下留神，取进止。

某窃见仁宗宝元、庆历间，有事于西夏，其勇于见敌者，莫著于刘平、任福、葛怀敏。其迟于立事，莫显于韩、范。然而刘平、任福、葛怀敏之徒，每战必败，而一韩一范之歌，至有心寒胆破之语，则知用兵行师，要当以成就论胜负，而不在于惊人可喜者也。盖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以迂为直，以患为利。临敌善战，虽贵于拙速，而立纲陈纪，要在于巧迟。故司马仲达忍巾帼之耻，而羊叔子欸馈药之意，赵充国待䍐幵自定，宁沮诏书，王忠嗣不以数万人命易一官，为国远虑，此皆号善用兵者。诚以国势所关，人命所系，非可以轻举徼幸也。某来自远方，不识边事，闻之道路，知出兵于唐、邓之间。窃意襄州重镇，控扼南北，内屯精锐，外设沟堑。使偏裨出战，无后顾之虞，胜负不常，无捣空之患，忽闻全军在行，大将交锋，传播所及，无不惊惧。已往之事，不敢复陈矣。今者前耻在念，后效有诏，自今以往，复作如何计议也。汉高帝灵壁之败，收士卒于下邑，发老弱于关中。说九江而教之畔，会韩信而与之合。然后有京索之胜，而犹深壁于成皋，高垒于小修武，此皆前事显验，非深远难知者也。古人亲履行阵，尚且千虑。千虑之中，更防一失。诸葛武侯所谓攻吾之过，所不可废。今承平日久，未尝涉军旅之事。士大夫有志当世，雅协时望，不过信师友，信简册者耳。未尝躬跨鞍马，手援鼓桴，其临机料敌，当更却顾。况于三使鼎出，襄汉独居其中，以言其兵则不如江淮，以言其险则不如关外。徒以地近京洛，势当都会，其事不得不急，其人不得不重，则当深思远虑，求以计胜，而不可以力取也。知彼知己，百战百胜，知其将之贤否而后可以用人，知其军之虚实而后可以设备，知其粮之所聚而后可以就食，知其地之险易而后可以行军。其详在于算多，而其密在于用间。至于斥堠之必审，壕寨之必择，推所从来，厥有端绪。平居而士爱其将，见敌而士轻其死，缓急有宜，本末有序，非可以指日算效者。胜负在前，迅若霆电。愚不敏，敢以诚告。

自古国家将兴隆平之运、建不拔之基者，则必上天为生贤杰之佐，启佑其主，戴翊其世，而成非常之功。故有商之兴也，汤得伊尹，高宗得傅说；周之兴也，文王得吕尚，宣王得申、甫；汉之兴也，高祖得三杰，光武得寇、邓；唐之兴也，太宗得房、杜，肃宗得郭、李。故皆能光启皇图，成中兴王业。至于我朝，仁宗皇帝享御绵久，道冠百王，泽浸四海，纯诚骏德，格于皇天。故天将锡我宋以无穷之祚，是生良弼，以赞襄大议，定策元嗣，置天下于泰山之安，神器有覆盂之固。时则有若康节张公，以清德直道，奋于寒儒，历职试位，由河东转运使入为御史知杂，正色抗论，以肃朝政。仁宗从谏知臣，眷公甚厚。公感上知遇，夙夜思报。于时国本未立，公因启建储之议，事未果，出典外藩。及拜御史中丞，复进前说。仁宗益爱其言，而将行之，遂用公为执政。至嘉祐末，公既为枢密使长西府，会韩魏公为元宰，二府协力，以赞丕命，英宗皇帝遂继大统。公之勋烈，辉映万世。乃退身养道，十有馀年，康宁寿考，薨于正寝。而朝廷赠有诰，谥有议；士大夫慕公之德者，哀有词，祭有文。及铭于圹，纪于碑，而状于太史者，皆所以述公之功德。然尚得其髣髴，而未之尽也。至今上特题其碑之额曰「清忠旧德之碑」，然后公之大节，于是乎称矣；国家崇德报功之道，于是乎备矣；天下修己为善之人，于是乎劝矣。一举而三善从之，可不谓之美欤？在昔人臣立大节、成大功，为天下士民之所称爱者，未必见知于时君；居高位、席盛宠，蒙遇于时君者，未必见称于士大夫；善其初者，未必能保其终；盛其名者，未必能安其身。如公者兼得而并有之，可不谓之完欤？嗣子虞部君集公之赠诰、谥议、哀辞、祭文、行状、碑志为上下二卷，以藏于家，以传于世，盖孝子继志述事之一端矣，属某名其集而为之序。某以先君文正公有同榜之契，而知公行事为详，义不得辞，请名其集曰《完美》，因以公之大节而叙其说云。

七月吉日，门生衰绖谢枋得谨斋沐裁书百拜，托友人吴直夫献于内相尚书大丞相国公忠斋先生钧座。惟天下之仁人能知天下之仁人，惟天下之义士能知天下之义士，贤者不相知多矣，能灼见三俊之心者，必圣人也。某自壬戌以后，小夫竿牍不至门墙者二十七年，孰不以为简？先生曰：「斯人也非简我也，必爱我也」。今天下能知某之心者，孰有过于先生乎？事有当言而不言，则非所以酬知己，某敢不避诛斥而僭言之。君子之所为，必非众人之所识。汤可就，桀亦可就，必道义如伊尹者能之，伯夷柳下惠不能也。佛肸召可往，公山弗扰召可往，必圣神如孔子者能之，曾、颜、闵不能也。传曰：「人各有能有不能」。先生之所能，某自知某必不能矣。大元本无灭宋之心；郝奉使将命来南，欲使南北百万亿苍生同享太平之乐，至仁也。只此一念，自足以对越上帝。贾似道执国命十六年，欺君罔上，误国残民，其恶不可一二数。拘行人，负岁币，满朝无一人敢言其非；兵连祸结，亡在旦夕，满朝无一人敢声其罪，善类亦可自反矣。天怒于上，人怨于下，国灭主辱，理固宜然。天实为之，人岂能救之哉？大元之礼三宫亦可谓厚矣，大元保全亡国之臣亦可谓有恩矣，江南无人才，未有如今日之可耻。春秋以下之人物，本不足道，今可求一人如瑕吕饴甥、程婴、杵臼厮养卒，亦不可得矣。先生少年为伦魁，晚年作宰相，功名富贵亦可以酬素志矣。奔驰四千里，如大都拜见大元，岂为一身计哉，将以问三宫起居，使天下后世知君臣之义不可废也。先生此心，某知之，天地鬼神知之，十五庙祖宗之灵亦知之，众人岂能尽知之乎？师友之相知，古今宁几人哉？事有可效忠于清朝者，某不可不言，先生亦不可不察。近睹路县及道录司备奉尚书省指挥，江淮行省参知管公将旨来南，根寻好人，根寻不觑面皮正当底人。此令一下，人皆笑之，何也？江南无好人、无正当人久矣，谓江南有好人、有正当人者，皆欺大元也。何以言之？纣之亡也，以八百国之精兵不敢抗二子之正论，武王，太公凛凛，无所容急，以继灭兴绝谢天下。殷之后遂与周并立，使三监、淮夷不叛，则武庚必不死，殷命必不黜，殷之位号必不夺，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而降为上公也。多士多方，依依然不忘旧君者三十年，成王、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气，曰「商王士」，曰「有殷多士」，曰「殷逋播臣」，未敢以我周臣民例视之。太平君相待亡国臣民何如此其厚也！岂非殷之旧国故都，犹有好人，犹有正当人乎？唐人哀六国之灭者也，「妃嫔媵嫱，王子皇孙，辞楼下殿，辇来于秦，朝歌夜弦，为秦宫人」，至今读者犹恻楚，六国臣子无一痛心刻骨，亦可谓无人矣。楚怀王不过一至愚极闇之主耳，播弃忠直，信任奸邪，送死咸阳，无足哀者。楚人乃怜之，如悲其亲戚，岂不曰楚本无罪，不过弱而不能自立耳。楚灭矣，义陵一邑惓惓于旧君者惟一心，扶老携幼，肥遁桃源，后六百年，儿孙尚不与外人相接。以秦皇帝之威灵，蒙恬、蒙毅之智勇，岂不能尽执楚人而拘之？天常民彝，不可泯灭，姑留此辈以劝吾忠臣义士可也。岂非楚之旧国故都犹有好人，犹有正当人乎？女真之破汴京也，劫二帝，据中原，土地人民皆其有矣。粘罕多智人也，知地广人稠，未易心服，一读马伸、秦桧议状，为之动心变色，亟思一策处之。尔后南北战者六七年，女真之待二帝亦惨矣，宋之臣子不敢置两宫于度外也。今年遣使祈请，明年又遣使祈请，今年遣使问安，明年又遣使问安，一使死于前，一使继于后。王伦一市井无赖狎邪小人耳，谓梓宫可还，太后可归，诸君子切齿怒骂，终则二事皆符其言。行人洪忠宣拘留燕山，开门授徒，室燃敬其忠信诚悫，一日问之曰：「天下何时可太平」？忠宣曰：「息兵养民则太平」。又曰：「何如则可以息兵养民」？忠宣读《孟子》齐宣王问诸侯救燕一章以对，和声琅诵曰：「天下固畏齐之强也，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，是动天下之兵也」。又读《孟子》乐天畏天一章，曰：「小国能畏天，大国能顺天」。室燃曰：「善哉善哉，吾计决矣」！曾几何时，密授秦桧以江南称藩国纳岁币之说，而息兵养民矣。女真自丁未以后，安处中原，享国百有八年，而宋自戊午至甲午，偷安江南者九十七年，非秦桧之功，皆洪忠宣读《孟子》劝室燃之力也。岂非江左臣子犹有好人，犹有正当人乎？以某观之，江南无好人，无正当人久矣，求好人、正当人于今日尤难。某江南一愚儒耳，自景定甲子以虚言贾实祸，天下号为风汉，先生之所知也。昔岁程御史将旨招贤，亦在物色中，既披肝沥胆以谢之矣。朋友自大都来，乃谓先生以贱姓名荐，朝廷过听，遂烦旌招。某乃丙辰礼闱一老门生也，先生误以忠实二字褒之，入仕二十一年，居官不满八月，断不敢枉道随人，以辱大君子知人之明。今年六十三矣，学辟谷养气已二十载，所欠惟一死耳，岂复有他志？自先生过举之后，求得道高人者物色之，求好秀才者物色之，求艺术人者物色之，奔走逃遁，不胜其苦。中书行省魏参政之言勒令福建有官不仕人呈文凭根脚者，又从而困辱之。此非先生之赐而何，然先生岂有心于害某哉！大抵朝廷一番求贤，不过为南人贪酷吏开一番骗局，趁几锭银钞，欺君误国莫大焉。今则道录司备参政管公将隆旨，根寻好人、不觑面皮正当人，又物色及某矣。某断不可应聘者，其说有三：一曰老母年九十三而终，殡在浅土，贫不能备礼，则不可大葬。妻子爨婢以某连累，死于狱者四人，寄殡丛冢十一年矣。旅魂飘飘，岂不怀归？弟侄死国者五人，体魄不可寻，游魂亦不可不招也。凡此数事，日夜关心，某有何面目见先生乎？此不可应聘者一也。二曰有天下英主必能容天下之介臣，微介臣不能彰英主之仁，微英主不能成介臣之义。某在德祐时，为监司，为帅臣，尝握重兵，当一面矣。蒯通对高祖曰：「彼时臣但知有齐王韩信，不知有陛下也」。滕公说高祖曰：「臣各为其主。季布为项羽将，而尽力乃其职耳，项氏臣可得而尽诛耶」？某自丙子以后，一解兵权，弃官远遁，即不曾降附。先生出入中书省，问之故府，宋朝文臣降附表即无某姓名，宋朝帅臣监司寄居官员降附状即无某姓名，诸道路县所申归附人户即无某姓名，如有一字降附，天地神祇必殛之，十五庙祖宗神灵必殛之。甲申岁大元降诏赦过宥罪，如有忠于所事者，八年罪犯悉置不问，某亦在恩赦放罪一人之数。夷齐虽不仕周，食西山之薇，亦当知武王之恩；四皓虽不仕汉，茹商山之芝，亦当知高帝之恩，况羹藜含粝于大元之土地乎！大元之赦某屡矣，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，若效鲁仲连蹈东海而死，则不可。今既为大元之游民也，庄子曰：「呼我为马者应之以为马，呼我为牛，应之以为牛」。世之人有呼我为宋逋播臣者，亦可呼我为大元游惰民者，亦可呼我为宋顽民者，亦可呼我为大元逸民者，亦可为轮为弹，与化往来，虫臂鼠肝，随天付予。若贪恋官爵，昧于一行，纵大元仁恕，天涵地容，哀怜孤臣，不忍加戮，某有何面目见大元乎？此不可应聘者二也。某受太母之恩亦厚矣，谏不行，言不听，而不去，犹愿勉竭驽钝以报上也。太母轻信二三执政之谋，挈祖宗三百年土地人民，尽献之大元，无一字与封疆之臣议可否，君臣之义亦大削矣。三宫北迁，乃自大都寄帛书曰：「吾已代监司帅臣具姓名归附，宗庙尚可保全，生灵尚可救护」。三尺童子知其必无是事矣，不过绐群臣以罢兵耳，以宗社为可存，以生灵为可救，阳绐臣民以归附。此太母之为人君，自尽为君之仁也。知宗社不可存，生灵不可救，不从太母以归附，此某为人臣自尽为臣之义也。语曰：「君行令，臣行志」。又曰：「制命在君，制行在臣」。大臣者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，孔子尝告我矣。君臣以义合者也，合则就，不合则去。某前后累奉太母诏书，并不回奏，惟有缴申二王，乞解兵权，尽纳出身以来文字，生前致仕，削籍为民，遁逃山林，如殷之逋播臣耳。闻太母上仙久矣，北向长号，恨不即死，然不能寄一功德疏如任元受故事，今日有何面目捧麦饭洒太母之陵乎？此不可应聘者三也。今朝廷欲根寻好人，不觑面皮正当底人，某决不可当此选。先生若以三十年老门生，不背负师门为念，特赐仁言，为某陈情于江淮行省参知管公，愿移关诸道路县及道录司，不得纵容南人贪酷吏，多开骗局，胁取银钞，重伤国体，大失人心。俾某与太平草木同沾圣朝之雨露，生称善士，死表于道曰「宋处士谢某之墓」，虽死之日，犹生之年，感恩报恩，天实临之。司马子长有言：「人莫不有一死，死或重于太山，或轻于鸿毛」。先民广其说曰：「慷慨赴死易，从容就义难」。先生亦可以察某之心矣。干冒钧严，不胜恐惧战慄之至。

国被边，匈奴数入，晋阳去塞远，请治马邑（《汉书·韩王信传》）。

晋鹿不克，群戎竞逐。乘时崛起。有天时人事，足以争衡中国，得三人焉，亦可谓不碌碌矣。刘渊之起离石也，好学承师，览《史》、《汉》诸子，议论宏远，耻一物不知。其后复呼韩旧业，假炎刘坠绪，役鲜卑、乌丸，如使仆奴；取蒲坂、平阳，如拉朽株。不幸而死，其子聪粲不足有为于天下。石勒擒王浚，走刘琨，南据洛阳，北据襄国，遂降曹嶷，取刘曜。其商搉是非，足以照郦生、子房得失；其雌黄人物，足以定高、光上下，不特雅好文学，考诸生经义而已。仅免其身，子弘弗克负荷，屠其家于季龙之手。苻坚最晚出，恳恳勤勤，尤在刘、石之上。废职之可修修之，绝世之可继继之。农桑于是乎课，学校于是乎立。其用王景略也似智；其不族鲜卑也似仁。若其取卫辰，降慕容晖，逐杨氏而制仇池，掳张天锡而守姑臧，奄长安而君之，有中国文物之盛，拥百万之众，卒土溃而瓦解。尚论古道之君子，临卷慷慨，未尝不太息遗恨于三人也。考论至此，窃意古者仁心仁政，诚自有规模制度，足以立万世纲纪，本数末度，皆有以相副，非徒以颐指气使，耸动天下。而虚文少实，所以夸示于人者，不足以寿国脉而追前哲也。今即三人之事而言之，勒之治差劣于坚，而渊之治又劣于勒。然而愈可纪则愈不立，粗有称则粗有后，著效之相反，而论报之不伦，岂天道高远，非人事之可及哉？坚有兄法，不得志于其母久矣。坚之弑君，本意自立，乃欲诈逊其兄以服众。法虽不许，犹不足以免其死。此其事亲从兄之初，固已不胜其伪。在位二十七年，安于忍而阻其兵。既袭有群雄，残民于锋镝之下，乃欲免其渠魁，以示姑息。好名之證，厥有端绪。至于伐晋一事，尤更昭著。其语道安也，则曰：「天生烝庶而立之君，所以除烦去乱也」。其语太子也则曰：「始皇之灭六国，其王岂必皆暴也」？以区区新造之秦，而有百万不息之师，内有好大喜功之心，而外盗渊、骞、夷、齐之行。鲜卑怨仇，布满畿甸；旧人族类，斥远遐方。心迹之相违，处分之乖谬，转战万里而徼幸于一胜，则坚之败也理也，非暂也。勒事伏利度则执利度，宴王弥则斩王弥，帝王浚而实袭王浚，其诡诈踪迹，亦不可缕数。用陈遐则取其诬谮，任季龙则纵其残虐。方之于坚，虽粗有磊磊落落之意，而其长策不立，欲虚文不实以欺天下，大率相似。渊始事成都王颖，既而背之。假以单于之名，犹未足以厌服其心。乃速建大号于天下，特戎略之杰者耳。彼皆生长晋世，习熟于名公贤士之论，知天下可以力取，而不可以力服，惴惴然欲以信义之名结天下，实非所好。王景略号称贤佐，犹不免拘拘政刑，无一毫宽大意，而况于陈元达、张宾、徐光之徒，日有性命不虞之忧，而望格其非心，跻之于圣贤，有天下之域，不可得矣。汉高祖未定天下，以关中为腹心，以丞相府图籍文书为政事，以三军缟素为基本。已定天下，则次律令，申军法，定章程，制礼仪，日不暇给，而规模宏远。光武投戈讲艺，息马论道，特见其迹者耳。北匈奴和亲之议，不用臧宫、马武之策。交阯二溪蛮比岁间作，所用为将者，必以马援。心迹相应，昭不可掩。载祀四百，未为幸也。项籍仁而敬人，瞋目叱咤，人马辟易。然起事而刺殷通，有天下而逐义帝，宰天下而使人怨不平。周世宗斩樊爱能、何徽，军声大振。取秦凤，平淮南，力非不足，而其功业所就，不过如此。论帝王子孙万世之计者，可以鉴矣。

景定二年，司历者曰：星有天尾旅于奎，填与辰从月后会，四星不相能也，乃季春月朔同轨。其占为文运不明，天下三十年无好文章。儒者望清台而诟曰：「何物瞽叟，为此妖言」！司历者闻而笑曰：「岂特无好文章，经存而道废，儒存而道残，科举程文将无用矣」。皆疾其为妖言也。后十六年而验，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：「我大元制典，人有十等，一官、二吏。先之者，贵之也；贵之者，谓有益于国也。七匠、八娼、九儒、十丐，后之者，贱之也；贱之者，谓无益于国也」。嗟乎卑哉！介乎娼之下、丐之上者，今之儒也。皇帝哀怜之，令江南路县各置教谕二人；又用辅臣议，诸道各置提举儒学二人。提举既曰大有司，设首领官、知事、令史尤繁。学帑有羡钞，廪有羡粟，岁磨时勘，月稽日察，有欺弊毫发比，去之十年亦责偿无赦。饥雀羸鼠，馋涎吐吞，不敢啄齧。学官似尊贵，实卑贱，禄不足以救寒饿，甚者面削如，咽针如，肌骨柴如。嘈类啁啾，相呼而谋曰：「我国朝治赃吏法最严，管僧食僧，管医食医，管匠食匠，御史按察不敢问，岂不曰时使之然，法使之然。教之必不改，比而诛之则不忍也。吾徒管儒不食儒，将坐而待毙乎」？椎肌剜肉于儒户，不足则括肉敲髓及乡师。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又曰：「管儒者益众，食儒者益繁，岂古之所谓兽相食者欤？抑亦率兽而食人者欤」？儒不胜其苦，逃而入僧、入道、入医、入匠者什九。建安科举士馀二万，户儒者六百，儒贵欤贱欤？荣欤辱欤？可以发一慨也。九仙方伯载，三百年儒家一才子也，幼登陈忠肃公门，有远志，强记而善问，落笔皆英气，薄科举程文不为，而喜为诗。某每以科举程文教子孙，见后进学文者必劝之，间语伯载曰：「以子之才，屑为程文应儒选，孰不贵重子」？伯载哆颐而笑，掉臂而去，曰：「吾始以先生为知我者也，今而后知先生非知我者也。马之日千里者，岂衔勒辔策所能羁哉！吾人品岂在娼之下、丐之上者乎！吾岂不能为场屋无用之文，所以胶口不肯道者，愿为大元一逸民，超然出乎十等人之外也。先生果知我者乎？请从此辞」。某始而疑，中而怪，终而大敬之，携其手坐之堂上而告之：由辛酉至庚寅三十年，文运大明，今其时矣，天下岂终无好文章乎？古之所谓经天纬地曰文者，必非埸屋无用之文也。子既薄埸屋之文而不为文，而经天纬地必有所传矣，安得借一席地，相与讲明之乎？予方挟龟策坐卜肆，岂得已哉，是亦不愿为儒者。以予所不愿而愿子为之，有愧于忠恕之道多矣。虽然，天地之大，无儒道亦不能自立，况国乎！秦之后为汉，嫚儒者莫如汉帝，尊儒者亦莫如高帝。子能为董公，为子房，为四皓，帝必不敢以儒之腐者，竖者待子矣。安知以文章名天下者不在子乎，安知使儒道可尊可贵者不自子始乎？戊子四月甲子序。